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

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才知道那间教室

放飞的是希望

守巢的总是你

这是一首唱教师的歌。很好听，也挺感人的。先是张秋秋演唱，后来宋祖英、陈思思等也演唱。便记住了。这首歌也唱出了父亲和我的一段人生经历。

1952年那是一个春天，我父亲从怀来师范学校毕业，分回老家延庆县城一所小学，做了一名令人尊敬的人民教师。

1979年9月1日，我18岁考上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时，正是父亲1949年考上怀来师范学校的年龄。父亲的高兴劲儿，可能要超过他当年考上怀来师范学校。

因为距1949年父亲考上怀来师范学校，已经整整过去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里，伴随着党和国家的命运，我们家也遭遇了很多风雨变故，经受过很多屈辱和打击。

幸亏邓小平三落又三起，重回党中央领导岗位，果断结束打打闹闹的“文化大革命”，奋力“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毅然决然，迅速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

人们听到了：春天的故事。

我也才有机会参加“高考”，给我们家灰蒙蒙的暗淡岁月，雷开一线激动人心的亮色。如果还搞“工农兵学员”那一套，靠村里假公济私的所谓“推荐”，恐怕连村干部“捅驴屁股”的二百五儿子，都上“北大”“清华”了，他们也绝对不会“推荐”到我。

更何况，继父亲之后，他的儿子，考中的竟是京城的师范学院。“初师”也变成了“高师”。为此，父亲专门请了一天假，亲自送我进京报到。

记得一早就出发了，母亲和大哥、三个弟弟，还有热情的街坊四邻，送我们到村口，说了好多表扬并鼓励的话。

那时，延庆到京城的长途车，极少且慢。我背着一大捆儿母亲新做的被褥，父亲提着一个画有艳丽荷花的新洗脸盆。

这个“清水出芙蓉”的洗脸盆，是作教师的二姨送给我的礼物。因为在我14年的求学路上，只有二姨送过我这样一个美丽的洗脸盆。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用这个洗脸盆，洗了17年的脸。洗去一脸稚气，洗出满脸胡子。

直到1996年，我调到中国纪检监察报社工作时，亲密的洗脸盆还带在我身边。

那年报社搞装修，我这个不离不弃的洗脸盆，放在办公室里，谁想就让装修的民工，偷回城乡结合部的工棚。一个装修队的大脸小脸，都扎进我的这个诗意脸盆，像一群鱼儿游进“荷塘月色”，兴高采烈，“等你宛在水中央”。

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流进我的脸盆微微荡漾;弹一首小菏淡淡的香，一盆清水照见谁的那朵忧伤?我过于念旧，旧里头有故事，故事里头有情感。

还是先把情感的闸门关上。言归正传吧。

话说肩背手拿一个个大包小包，在长途车上站了一路，父亲和我终于到了德胜门，又转市内的无轨电车或公交车，到北京师范学院已是下午三、四点了。简单报了到，父亲又带我乘地铁，赶到石景山的北京特钢二姑家。二姑一家很热情，炒了一桌子菜，为我考上大学，全家人都挺兴奋的。可能还喝了两瓶啤酒。

上了四年大学，尽管很努力，我也始终没有逃出差等生的行列。

临毕业，我同张英、刘林、崔晓荷在北京师范学院边上的一所中学实习。实习结束时，她们全都得了“优”或“良”，只有我是“中”。带我们实习的，是一位丰满的王老师。王老师也住在北京师院校园里，也许是哪位教授的夫人吧。

一天傍晚，我正巧迎面碰上了王老师。我便上前问她：“别人都是优呀良的，怎么偏给我弄个中?”我年少气盛，自尊心强，忍不住上前问王老师。

“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还有别人哩。”王老师声音不大，却让我无话可说。遂，胖胖地一笑。以前没留意，王老师不仅胖，而且也不怎么白。

对付我这样一个“差等生”，王老师像美国对付中国似的。居高临下，游刃有余。

嗨，“中”就“中”吧，中国不就是“中”嘛，反正比“差”强。河南人最爱“中”了，张口闭口离不了“中”。我想当中国河南人。

但是，别人都“优”呀“良”的，只我一个“中”，母校还不把我捡“最没人去”的中学分配。我惴惴不安地，私下里“瞎琢磨”。

我老家延庆县教育局局长孔祥松，曾是“文革”前北京师院中文系毕业的，扎根塞外20多年，都当上教育局长了。学校就请孔局长，给我们即将毕业的同学作报告。

孔祥松局长疾呼：有志向的师弟师妹们，到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延庆来吧。延庆山好水好，人更厚道，八达岭举世闻名，国光苹果最好吃。

孔祥松局长慷慨激昂，同学们热烈鼓掌。却少有胸怀大志者，谁也不愿意到“老少边穷”的延庆。与其到延庆当教育局局长，大多数人也宁愿在京城最不起眼的一所中学，当最不起眼的一个“班主任”。

后来，我有幸认识了孔祥松局长的夫人吴鸿云老师。吴老师说：为了给你们作报告，老孔三个晚上没睡觉，连夜准备讲稿。没想到，你们那么不是东西，谁都不愿意到延庆来。

我说：还有一个听孔局长话的，我这不就来了嘛。

吴老师说：你是没人要。

话虽不中听，道的却是实情。

我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实习时，又得了全班独一无二的“中”，可学校很慈爱，并没有把我分配到怀柔的喇叭沟门。中文系另一个班的一位同学，替我“支边”去了。应该也姓刘，是个挺不错的男同学，梳个小平头，擅长打篮球，会三步上篮，也投三分球。不知道刘同学音乐怎么样，会不会吹喇叭?喇叭沟门嘛，想必有喇叭给人吹。

怀柔喇叭沟门是个满族自治乡，位于北京最北端，再往前一步就进河北省了，距北京城150公里。偏远贫穷落后，可能是京郊第一，我老家延庆距京城75公里，比喇叭沟门近一半，只能屈居第二。老师常“吓唬”我们，我们也自嘲：再不努力，只有去喇叭沟门了。

我的母校，为人师表，还是很“人道”的，对郊区县的同学，基本上是：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特别是像延庆这样的远郊县。你的家乡，你不爱。让别人替你爱，合适吗?

我认为：不合适。很多延庆籍的同学都认为：不合适。

因此，1983年6月，延庆县教育局政工科科长吴淑华老师，带着一辆面包车，从北京师院接回的十几个学生，统统是土生土长的延庆孩子。也有延庆籍学生，因为表现好，有门路，留在了京城。但属：极个别。大多数：都有一颗“故乡心”，都有一份“家乡情”。自然回老家了。

记得同一辆面包车，回家乡的同学有：政教系的李满、赵贵友;数学系的韩小军、崔秀云、刘存;生物系的贺留荣;地理系的贾广礼;中文系是我。肯定还有。但是，毕竟39年过去了，请原谅我记忆力衰退，实在想不起来了。

贺留荣和我分到了延庆中学。现在，改叫延庆一中了。延庆中学，是延庆县唯一一所北京市重点中学。我自是庆幸，好不喜悦。仿佛考大学时，考进了“北大”或“清华”。

我上中学时，曾参加过两次数学竞赛，考场就在延庆中学。延庆中学的气派，我曾领教过的，比我在乡下就读的黄柏寺中学，那真不可一世多了。那感觉：如同从怀柔的喇叭沟门，一下子飞到了美国的曼哈顿。头一阵玄晕，眼花缭乱的。

恰好在街上，碰到了北京师院中文系七七级的师哥谢久忠。

谢久忠问：你分哪儿了?

我说：延庆中学。原来，谢久忠在永宁中学教了一年半后，也调到了延庆中学。

谢久忠说：我刚看到物理系一个姓孙的同学，我问他分哪儿了，孙同学特自豪。跟我说，哥儿们，延中。我操。

我说：我也挺激动的。

谢久忠说：我家里炖了一锅排骨，还有现成的啤酒。正好你嫂子没在，咱俩好好喝一顿。

我说：那敢情好。

谢久忠又说：我再买几个鸡蛋，做个鸡蛋汤。

我说：喝啤酒，就行了。

谢师兄特热情，坚持带我去了副食店。正巧有三个磕破皮的鸡蛋，半价促销。

我说：就买这三个“坏蛋”吧。

谢久忠很大方，说：买好的。

我说：又不是给领导送礼。回去，就做汤，都不用磕了，直接下锅。

谢久忠说：旁边那箱，还有三个流汤的，一共有六个坏的。咱们包圆了吧。拿三个鸡蛋，炒一盘，增加一个菜。

我说：好。相当于白喝一盆鸡蛋汤。

这顿饭，吃得难忘呀。

此后39年，我也下过不少饭馆，却再也没有吃过久忠兄那么香的炖排骨、炒鸡蛋，再也没有喝过久忠兄那么稠的鸡蛋汤。

很快就到了9月1日，我骑着我们家的那辆老牌自行车，一路“叮叮当当”地去延庆中学上班。

这辆自行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买的，原装进口，德国蓝牌钻石车。倒轮闸，结实而精美。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想当年，德国自行车，全县也就五六辆，很稀罕。相当于改革开放之初，延庆谁家买个“奔驰”“宝马”。

风里来雨里去，父亲骑着他的“宝马”，在故乡近2000平方公里的山川大地上，奔驰了三十多个春秋。父亲头发白了，他的“宝马”，也成了一匹“老马”。“老马”跑不动了，上上下下全是毛病。

父亲买了新自行车。我觉得好玩，就骑着它，在校内外，招摇过市。我走到哪儿，都有一群人围观，成了一景。

和爱人刚认识时，我还骑着“老宝马”，去过她家。

我岳母看见了，就悄悄问我爱人：他家真那么穷吗?

我爱人回答：穷，也确实穷。主要是神经病。

德国“坐骑”，我一直骑到了结婚。有一回，放在我家楼下，就被人偷走了。

我想：这贼，还挺有品位，跟马未都似的，一定是收藏家。

没办法，我只好买了一辆“凤凰大链套”，应该是上海生产的。还挺不好买，要自行车票，好像是岳父找的票。

延庆中学是所好学校，好学校里却有“好班”，也有“差班”。换个好听的说法：“好班”叫“重点班”，“差班”叫“普通班”。

领导让我教初二。初二有七个班，一二三四五六七。一班、二班是“重点班”，剩下的是“普通班”。我教六班、七班。

有好心的老师，私下里偷偷对我说：六班、七班，最乱了，“差班”里的“差班”。刚气走一位老师。

我笑着说：应该叫“普通班”里的“普通班”。

我又接着说：分到这么好的学校，我不会走的，除非校长让我走。毕竟是市重点中学，“差”还能“差”到哪儿去?

好心的老师也笑了笑：我只是给你介绍点情况，没别的意思。供你参考。

我赶紧说：谢谢，请多关照。

谢久忠教初三，毕业年级，还是初三一班、二班，两个重点班。

毋庸置疑，谢久忠比我受重视，他毕竟当了一年半教师，有经验，教得又好，是从全县范围挑选到延庆中学的。谢老师理应教毕业年级，教重点班。

延庆中学校长有一双慧眼，他不会埋没一个人才，也不会冒用一个庸才。我心悦诚服，坚决拥护。只有拉屎攥拳头，我必须暗暗地全身使劲儿。

第一次给学生上课，刚走进教室，望着一屋子孩子，有四、五十人。个个扬着小脸，睁大了眼睛，充满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刚来的语文老师。

班长喊没喊“起立”，同学们问没问“老师好”，我都不记得了。记得比较清楚的是：面对四、五十个学生，当时，我满心激动，满心兴奋。刚走上工作岗位，一个年轻教师的责任感、使命感，从我心底油然而生。

用眼镜片后透出的目光，我把全班同学，前后左右，一个不拉，逡巡了一遍。我两眼散发出，几多亲切，几多友爱。

沉吟片刻，轻咳两声，我才慢慢开了口。

我说了大致这样一段话：

同学们，百年修得同船渡，是“缘分”让我们上了“同一条船”。“缘分”修了“一百年”，往前这一推，就到了“清朝”，是咱爷爷、太爷爷的年代。也就是说，拖着“满清大辫子”的时候，咱们就“结缘”了。多不容易，咱们能不好好珍惜吗?

教室很安静，平常上课总捣乱的“操蛋鬼”，也忘了“捣乱”，一班同学都听进去了。有人还笑起来，觉得“挺逗乐”。

我当然看出来了，少男少女们爱听。我便更来了兴致，有了下文：

既然“在一条船”上，咱们这么做呢?我觉得，必须齐心协力，携手共进，咱们乘风破浪，把“这条船”，驶向理想的彼岸。

讲到这儿，我像教导主任，像校长似的，右手用力一挥，做了个稍显夸张的手势。我在黄柏寺中学上学时，曾在学校边上的部队大院，看过前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伟大导师讲高兴了，望着台下的听众，右手就常常这样，用力一挥。

顿时，响起雷鸣的掌声，间以热烈的欢呼声。电影里也总是这样。而我在延庆中学初二年级六班和七班的教室里，虽然没有出现前苏联电影那样的“艺术气氛”，但确实有不少人鼓掌，也有外向的男同学大声喊“好”。我因此受到了鼓舞。

但我不是在演电影，而是在上课。不该“为艺术而艺术”，我必须“为人生而人生”。

我觉得：雨下了一半，地皮刚湿，地需浇透。话还没讲到位，理还没说透，我的“第一课”，应该循序渐进。

我接着说：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也是大你们几岁的兄长，更愿意做你们的知心朋友。这“三个身份”，告诉我，我得跟你们，再说几句“肺腑之言”。咱们中学，有重点班，有普通班。重点班，你们都叫作“好班”;普通班，你们都叫作“赖班”。我想说，分在“重点班”，还是分在“普通班”，是学校“说了算”。可是，咱们怎么学，学得怎么样，却是由咱们自己“说了算”，也必须由咱们自己“说了算”。正像让我教“重点班”，还是让我教“普通班”，是学校“说了算”。可是，我怎么教，教得怎么样，却是由我“说了算”，也必须由我“说了算”。

我突然又说出这么两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咱的人生咱作主。

这两句“标语口号”性的话，特别鼓舞人心，特别“煽情”。适合初二的学生听。因为十三、四岁的孩子，正发育，都在“青春期”，“燃点”低，爱激动，容易上路。他们都崇拜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田间地头也出英雄。

我这一番话，引起所有孩子的强烈共鸣。掌声，叫好声，远远超出我的预期，都快赶上教导主任，赶上校长，在大操场给全校师生讲话的效果了。我看火候已到，就顺手拿起一根粉笔，在黑板上，迅速写下一串人名：

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

我问：谁能说出这九个人是哪朝哪代的?是干什么的?都做过什么事?请举手。

台下一阵小小的骚乱，小家伙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我等了足有三分钟，却没有一个人举手。

我笑笑说：这九个人，都是清朝的“学霸”，科考的“状元”。全班先是一愣，满室寂然，继而喧闹起来，有人甚至“嗷嗷”大叫。手舞足蹈，似是：幸灾乐祸。

我一转身，又立马写了一串人名：

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

我又问：谁能说出这九个人是哪朝哪代的?是干什么的?都做过什么事?

全班竟有一半的学生，纷纷举起了右手。我对着“花名册”，请他们站起来回答。几乎所有学生，都能说出其中两、三位的生平事迹。有的回答，令我耳目一新，比我知道的还多。很快，我们就把这九个人，给“人肉”搜索了。

我平静一下教室的气氛，望着全班同学，又一句一顿，对大家激情演说：

刚才，你们不知道的那九个人，与你们知道的这九个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前九个人，是“科考状元”，可谓“天之骄子”;后九个人呢，是当时的“落榜秀才”，也可以说是：倒霉背运的“时代弃儿”。可最后，谁更学有所成?谁更是真正的人才?谁对人类的贡献更大呢?

我不断加重语气，一连提了“三问”?

我要当曹雪芹。

我要当胡雪岩。

我要当洪秀全。

······

······

热血沸腾，群情激昂。我觉得：这时候，还应该给孩子们，服一剂“舒肝理肺散”，吃一颗“牛黄清心丸”。话说明，理讲透。

我说：“重点班”与“普通班”，不就是一次考试定下来的吗?仅凭这“一考”，怎么能“定终生”呢?怎么能“分出好赖”呢?怎么能“一决成败”呢?人生不是“跑百米”，也不是“跑三千米”，是“跑几十年上百年”，是“跑一辈子”。拼的是耐力，拼的是意志品质，拼的是理想境界。谁跑到最后，谁跑得最好。

老师，我的神，我爱你。

有两、三个同学，直抒胸臆，起身向我致敬。不像是在起哄，也不是“喝倒彩”。

后来，我还听说，有同学私下里，叫我：蒋大为，叫我：张明敏。因为，那时我戴了一副“金丝眼镜”，冷不丁一看，有点像“戴金丝眼镜”的歌星。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不会唱歌。

我挺激动，也挺感动的：多好的孩子呀。淘气是淘气，甚至调皮捣蛋，但都不傻，关键看咱老师怎么教。教育好了，都是“红孩子”，都是革命事业接班人，都是共和国大厦的栋梁。我要对得起孩子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人民教师”这个神圣职业。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气

说上一句话也惊天动地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才知道那块黑板

写下的是真理

擦去的是功利

坐着说，何如起来行。除了做到一个语文教师应该做到的外，我还“自加压力，负重前行”。

比如：课本里，包括“辅助教材”里，要求学生背诵的诗文，我也和他们一起背诵。因为，一开始，我发现班里同学，大都不爱背诵诗文，要求背诵的经典篇目，他们从不认真背诵。挺好的一首诗，挺好的一篇散文，竟没有一人能够一字不拉，完整背诵下来的。

学语文，哪有不背诵的。为此，我发明两个办法：一是努力讲出美诗美文的美妙之处，尽量唤起孩子们的兴趣;二是身体力行，凡是要求学生背诵的诗文，我自己首先要背诵下来。

还背不下来，怎么办?中午放学，晚上放学，不让回家。直到背会了，再回家吃饭。我也不吃饭，奉陪到底。直到最后一个同学，背会走了，我才匆匆赶往食堂，经常只吃上一口“残羹剩饭”。

就有这么一天中午，爱岗敬业的谢久忠，还有废寝忘食的我，都快过了吃饭的点，才一路小跑赶往食堂。炊哥厨嫂一张“苦瓜脸”，拉得老长，几欲掉到地上。摔盘子，打碗，也自不可少。

下班了。一厨嫂气乎乎地说。

这不，还没到点吗?谢久忠和我点头哈腰地说。

没饭了。厨嫂一边说，一边就要关门。

有啥剩的，随便吃一口吧。谢久忠和我低三下四，几乎成了“要饭的”。

扔出两个干馒头，一人勺半碗剩菜汤，就“哐”地关了窗口。

谢师兄左手握一个干馒头，右手端半碗剩菜汤;我右手握一个干馒头，左手端半碗剩菜汤。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我们两人相视一笑，比解放前的苦瓜都苦。一口饭，没咽下，满腹五味杂陈，翻江倒海，想想炊哥厨嫂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摔摔打打”，酸甜苦涩麻辣咸，一起涌上心头。

谢老师不知从哪儿找了“三尺整宣”，倒了半瓶“一得阁”，手握一椽“狼豪”，用标准的“北京口音”说：操她母亲，咱给“丫儿的”写一张“批判稿”，贴大操场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不一会儿，就写满两张“整宣”，历数了“食堂”的种种“倒行逆施”：厨艺低劣，态度蛮横;看人下菜碟，环境脏乱差。我们大声疾呼，并强烈要求学校：严加整顿，或者换人。

然后，在文末写上：谢久忠和我的名字。谢师兄要把我的名字写前边。

我赶紧说：师兄功劳大，应该排前边。谢久忠谦虚了一下，就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大名，写在了前边。

这既是一篇雄文，又是一篇美文，白话文的《讨武曌檄》。

墨迹未干，就贴在了学校大操场上，那儿果然人多。很快，就吸引众多师生，前来观看，里三层外三层。大家都称赞：文章写得好，春秋笔法，魏晋风骨，唐宋气象，不愧是两个学中文的老师。

还有学生，大声朗诵起来。边朗诵，边笑。

也有不少老师，悄悄拉住谢久忠和我的手，竖大拇指，给我们“点赞”。并说：佩服。还是你们年轻老师，无私无畏，敢于“反腐”。

谢久忠和我联手写文章，这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书法是谢师兄一个人的。那时，我还没有学习书法。谢久忠临过帖，这两张“行草”，颇得“二王”的笔意。

谢久忠这张“千古书作，绝世墨宝”，只风光了大约两个小时，就被学校领导揭走了。不是收藏，是藉此，向谢久忠和我，兴师问罪。

管后勤的副校长，手里拿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我说：“宪法”明文规定，“四大”都被取销了，你们还贴“大字报”，你这可是违法。知道吗?

我说：这不是“大字报”，是向学校反映情况，提点意见。

副校长又说：用大字写，贴大操场上，不是“大字报”，是什么?

我说：学校写会议通知，写电影海报，写学生成绩单······都是用大字写。这也是“大字报”?这也违法?

副校长越一本正经，越虚张声势，我越漫不经心，越“逗你玩儿”。

他又说：你这是狡辩，胡搅蛮缠。

我说：小点声。有理不在声高。

他生气了：我没工夫跟你废话，你先写份检查。

我和颜悦色地说：我不会写检查。您先写一份，让我学习学习。

副校长气急败坏，把我轰出了他的校长室。

出了校长室，我笑了笑，心想：再让我写“检查”，我就写，食堂的“厨嫂”，是你“小姨子”。当我不知道哩。好多老师，都告诉过我。跟我“假正经”?你这叫：以权谋私，校园腐败。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只是：谢久忠的书法可惜了，应该裱一裱，装个红木框，挂在校长室里，留个纪念。一百年以后，大小也算一件“文物”吧。

看到我因留学生背课文，连饭都吃不上，还被责令写“检查”，甚至差点“挨个处分”，我的初中语文教研组组长，就好心地劝我：大家都知道你认真，责任心强，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得慢慢来。爱学习的孩子，你不留他，他也会主动背诵。不爱学习的孩子，你留他，他也心不在焉。弄不好，他还恨你哩。差不多，就行了。他要是爱学，肯用功，早进“重点班”了。

初中语文教研组组长是位老大姐，有几十年教龄了，她教“重点班”，既有经验，心眼儿也好。她又补充说：按理，我不该这么说，我是心疼你。

也有家长来学校找过，看到为了孩子们背诵课文，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我也陪着学生在那儿背诵，吃不上饭，挨饿。大多数家长都挺理解，挺感动的。便说：这么“较真儿”的老师，上哪儿找去?比我们家长都强。要是早几年遇上您，孩子也不会被耽误，也早进“重点班”了。

我说：从现在用功，也来得及。高中也可以上“重点班”。

有女家长说：您告诉我背哪篇，我回家看着他背，保证让他背会，明天早上您检查。您也快去吃饭吧。

凭着半年的“死磕”，该背的课文，我两个班的学生，大都能“正背如流”了。

那两年，我也随同学们，背了《出师表》，背了《师说》，背了《捕蛇者说》，背了《醉翁亭记》，背了《岳阳楼记》，背了《伤仲永》，背了《爱莲说》，背了《陋室铭》，背了《答司马谏议书》······等等。

由此，我也想让孩子们，能够感受经典的魅力，培养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同时，也让我的学生们知道：我是属牛的，很犟，很坚定。说到就要做到。不抛弃，不放弃。像后来电视剧里的许三多。

谢久忠是个很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他思想解放，性格开朗，崇敬胡耀邦。谢老师看到胡耀邦总书记穿西服，他也穿西服，成了延庆中学一道风景。猛一看，还以为中央领导来学校了。谢老师不光会写诗，会写小说、散文，也不光会写行草书，他还会唱歌。偏爱蒋大为，经常在校园唱《牡丹之歌》，唱《骏马奔驰保边疆》，也唱《北国之春》。老远一听到歌声，我就知道谢老师下课了。心情不错。

会唱，当然会朗诵。嗓子好嘛。遇到讲诗词，我就请谢久忠朗诵，用录音机录下来，再拿班上来，放给同学们欣赏。记得：曾请谢久忠老师，录过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声情并茂，比让学生自己念，效果好得多。

梁玺龄、范蓉侠老师夫妻俩，也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文革”前的老大学生。老家在京城，两口子却分到延庆，当了近20年老师。是我的“前辈”，他们都教高中。我曾听过范老师的课，让我受益匪浅。

梁玺龄老师更是多才多艺，不光课教得好，还写小说，而且歌也唱得专业，超过了谢久忠，跟歌唱家似的。梁老师爱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也唱《三套车》。上学时，应该学过俄语。梁老师朗诵也极专业，仿佛殷之光、瞿弦和。我曾请梁老师朗读过《制台见洋人》。《制台见洋人》是篇文言文，选自《官场现形记》。是晚清李伯元写的一本“反腐小说”。

2018年夏天，我曾请梁老师、范老师聚过一次。二位老师，身体精神都挺好，只是不喝酒了。范老师送我一本书，叫《岁月如歌歌入潮》，在扉页郑重签了名字。这是范老师写的“回忆录”，有20来万字，我极认真地拜读了。

细心的范老师，还工工整整，亲笔抄录了一首诗：《早晨 你走来了》。原来，这是1983年11月，我给梁老师、范老师的爱女梁芳，写的一首小诗。梁芳那时上小学三年级，左臂戴“三道杠”，是少先队的“大队长”。而今，我的小孙女刘锦绣，也上小学三年级了，左臂也戴“三道杠”，也是少先队的“大队长”。

那就把这首小诗，再转赠给我的小孙女刘锦绣吧。以表达我的一份祝福。

早晨 你走来了

望一眼蓝蓝的天

吸一口甜甜的风

你和早晨一起走来

脑子里还留着一段

没有做完的梦

微微上翘的嘴角

挑着两分可爱的傲气

沾着花粉的长睫毛

掩不住两颗晶莹的星星

太阳吻着你粉红的小脸

妈妈的目光

护送你渐渐远去的背影

你呀，是多么天真

你呀，是多么娇嫩

像禁不住风霜的

一点透露春意的生命

不过，你反正是走来了

背着草绿色的书包

粉红的“蝴蝶结”一路生花

唱着海阔天空

走向你用蜡笔描画的憧憬

走向秋千摇荡着的欢乐

走向那个年轻的女教师

用爱编制的童话的意境

——也许

你正走向未来吧

走向并不平坦的人生

以你红领巾的意志

以你左臂上

三道红杠杠的坚定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五年前。可见，我和梁老师、范老师之间的缘分，我们的这份深情。从来也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很笨，但是我很勤奋。总是紧紧张张，连上厕所，我都骑自行车。日子忙了，就过得快。

一晃，就是一个学期。我干得又苦又累，年纪轻轻，可别累趴了。我想。

为此，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要在校园，跑一个多小时的步。这天又跑，我就迎面碰上了校长周书塔。周校长溜溜达达，正一个人散步。我便主动和领导打招呼。

周校长说：有人告诉我，学生挺爱听你上课的。哪天，我也去听听?

我听好多老师说，周校长也是北京师院中文系毕业的，应该和梁玺龄、范蓉侠二位老师，是上下届的同学。

我说：欢迎领导光临指导。

没想到，当天上午，我要给七班上作文课时，周书塔校长还真来了。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管教学的副校长，还有教导主任、副主任，以及初中语文教研组的老师，有十多个人。各自坐在了教室后面，课堂顿时严肃紧张起来。

我始料不及，同学们也莫名其妙，有些惊慌失措。

我尽量平抑激动的心情，稍微冷静了一下，对同学们说：欢迎各位校领导，欢迎语文教研组的各位老师，到咱们初二·七班听课指导。希望大家像往常一样，上好今天的作文课。

这堂作文课，是讲评上周的一篇作文。作文题目是极寻常的：我的xx，请同学们把“xx”填上,变成：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同学，我的朋友······一篇最常见的记叙文。写一个你亲近的人，写谁都行。要求只有八个字：家长里短，真情实感。

我选出一篇范文，在课堂上重点讲评。这篇范文，叫《我的奶奶》，是六班班长于冰写的。文章基础不错，我又学习借鉴了鲁迅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的散文笔法，逐字逐句加以润色推敲，让《我的奶奶》，寻着散文名篇《藤野先生》和《背影》的路子走。

一开始，我先让赵英侠，朗读这篇《我的奶奶》。

赵英侠是七班的班长，练过武术，我知道她嗓子好，不怯场。七、八百字的一篇小文章，五、六分钟就朗读完了。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果然，一个“嗑吧”没打，超常发挥。都快赶上三十多年后，中央电视台董卿主持的“朗读者”了。全班同学被深深吸引，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也被深深打动了。

于冰、赵英侠不愧是两个班的班长，关键时刻不掉链子，给六班，给七班，都“长了脸”。“惊艳”了初二年级。也让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大大吃了一惊：平常不怎么当回事的初二年级“普通班”，竟能写出这么感人肺腑的作文?竟有这么好的学生?竟能上出这么好的作文课?

接下来，我再讲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反正，通过这堂作文课，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不仅对我“有了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像我所教的初中、高中这一大批“普通班”，改换了眼光，刮目相看了

“重点班”，是咱延庆中学的学生;“普通班”，也是咱延庆中学的学生。手心手背都是肉，老大老二都是咱的孩子。对“重点班”像亲爹，对“普通班”像后娘;一个“含在嘴里怕化了”，一个“刚端碗就问你吃饱了吗”。这叫：一碗水没端平。

从此，学校领导坚定地认为：“三个世界的理论”只能“对外”，在学校，“重点班”“普通班”应该“一视同仁”，不搞“亲疏薄厚”，必须“平等博爱”。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后来，校领导和初中语文教研组，让我把作文教学体会，写成了两篇论文，用来和老师们交流。

我写的第一篇论文是：《最该教学生写出真情实感》。

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引导学生留意日常生活，关注凡人小事，解决一开口总嚷嚷“没的写”，“怕作文”的问题。我称之为“打鬼”。“鬼”打跑了，自然就不怕作文了。二、引导学生“写我最熟悉的”，“说我最想说的”，解决一动笔就凭空“编故事”，“假作文”的问题。我称之为“打假”。“假”打跑了，慢慢就可以写出“真情实感”了。在延庆中学和县教育局论文交流评比中，我的这篇“心得体会”，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

我写的第二篇论文是：《多作文 少批改 精指导 重讲评》。

主要讲了“四个意思”：

一、多作文，就是一改以前“两周写一次作文”，变为现在“一周写一次作文”。作文，作文，必须“多作”。光说“不作”，或者“作文量太少”，想提高作文水平，说什么都是“扯淡”。

二、少批改，就是不用每篇都改，因为作文“量翻了一倍”，我也改不过来;另外，你“东一刀西一斧子”，乱砍乱伐，看似满心负责，兢兢业业，其实大多数学生并“不买账”。这叫：老公公背儿媳妇，费力不讨好。我只选出二、三篇好的习作，字斟句酌，精打细磨，改成“范文”，基本达到：小报小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参加县里、市里和全国的作文比赛，至少也要“拿个证书”回来。

三、精指导，就是每次作文，我只“抓住学生常犯的一个毛病”，中西医结合，下猛药攻“病灶”，刮骨疗毒，标本兼治。力争：毕其功于一役。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四、重讲评，就是把我“改出的二、三篇范文”，郑重其事，大张旗鼓，请我们自己的“朗读者”，在班里有腔有调地“宣读”。大家听过“朗读”，我问：这篇作文好不好?学生肯定说：好。然后，我再告诉他们：为什么好，究竟好在哪儿。这就是“重讲评”。

学生每次作文的时候，我也不闲着，和他们一起“同题写一篇”。让孩子们知道，我也不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这样，每学期下来，我都把学生的范文，刻印成册，发给大家。捧着我们“编辑出版”的《优秀作文选》，一看所有文章，都是咱自己写的，同学们读起来，感到格外亲切。从而，极大地唤起了学生们作文的兴趣，也有效提高了他们作文的能力。

也许是看到我：工作不惜力，肯动脑筋，并取得了一些看得见的成绩。一年以后，学校就开始让我，教初三年级毕业班了。

一是让我继续教原来初二年级的六班、七班，现在他们已升为初三年级六班、七班。

学生还是原来的学生，我还是原来的我，经过一年的朝夕相处，摸爬滚打，彼此相熟相知，甚至相亲相爱了。

过新年的时候，绝大多数孩子，都给我送了贺年卡，年画，甚至送了那个年代，时尚而昂贵的挂历。十二个月，一个月一张，一张一个大美人。都是当红的电影明星。刘晓庆、陈冲、张瑜、李秀明、丛珊，个个眉开眼笑，白天晚上，不知疲倦地，冲着人民群众，搔首弄姿。

这些“新年礼物”，堆满了桌子，堆满了地。让一个办公室的老师们，很是羡慕。

有女老师说：我当老师几十年了，还从没收到过这么多礼物。花花绿绿的，真好看。

我赶紧说：您喜欢那个?您随便拿。反正都是小孩子送的。

其实，我心里清楚：这是孩子们的一份心意。小孩子都是“水晶心”。喜欢谁，不喜欢谁，心里透亮。

二是还让我教初三年级八班的语文，同时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

初三年级八班，是新增加的一个班，也叫“补习班”。就是：当年参加中考，没有考上理想的高中、心仪的中专，把这样一批学生“招集起来”，再补习一年。明年接着考。

“落第”不“落志”，虽然名落孙山，中考路上我要再登攀。想来参加补习的同学，很涌跃。需交300块钱“补习费”，当时虽不算小数，可延庆中学，毕竟是全县唯一一所北京市重点中学呀。300块钱，没多收，值得。追着喊着交钱的学生很多。

因为我是班主任，所以不管谁要“补习”，都要到我这里“报名交钱”。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政教主任，还有初中、高中各科的老师们，纷纷找我推荐“要来补习的孩子”。我这才知道：别小看“班主任”，也“有权”。关键时候，也有人“拿你当个官儿”。

原想一个“补习班”，只招45个学生。“每个班”多少人，是有“定编的”。再说，教室就那么大，人多了，也太拥挤，转不开身。

可是，县委书记、县长，还有县里各部委办局的头头脑脑，给学校领导打电话来了。不就让孩子上个“补习班”嘛，又不是让你徇私枉法，还能“撅了领导的面子”?县里“管电的”“管水的”“管粮油的”“管煤气的”“管治安的”“管交通的”······等等，都来了。这些“衙门老爷”，统为“实权派”，每到逢年过节，学校还需登门“请客送礼”哩。平常“都是大爷”，谁敢惹?为了一个“补习生”，还能得罪“一群爷”?

学校领导不傻，“心里有数”。他们既是“外交家”，也是“社会活动家”，年年应付“这点事”，早已积累了足够的政治经验：先把“惹不起的”都留下，再视一个班的容量，按：关系远近、来头大小、考分高低，综合排排队，录取一个班的人数。

可待我把初选的“补习生”，逐级上报后，经过年级、教导处、校领导三级多轮研究，“补习班”最后确定为：60人。还是超出“规定编制”15人。

为此，学校紧急腾出一个最大的房子做教室，勉强放进60张桌子，60把凳子。跟村里开大会似的。挤就挤点吧，便于同学之间交流，相互切磋。冬天挤着点儿，还暖和。

这个初三·八班，在同年级里，如同：羊群里闯进了骆驼。

一是文化基础比较好，综合素质比较高，学习成绩也整体优于我从初二就开始教的六班、七班。毕竟上过一年初三了，而且还有从谢久忠教的上届初三两个重点班“捡的落儿”。男女合计，大约有十多个。这十多个“谢门弟子”，虽未考上重点高中，没考上想去的中专，但经过谢老师一年辛勤的雨露耕耘，到了我教的八班，男的都成了“学霸”，女的都是“超级女生”。都是：我生机勃勃的“雨后春笋”，我夺冠折桂的“种子选手”。今年的中考，我就指望你们“拔份出彩”了。好吃不过“回锅肉”，厉害当属“还乡团”。

二是见到这60个同学，我还有这样一个突出的感觉：八班的同学，比六班、七班的同学，明显要成熟许多。年龄虽然只大个一、两岁。男孩子均有了喉结，小胡子也长出来了，稀稀拉拉的;女孩子均有了胸脯，不显山露水，却又明目张胆。我心里暗笑：尽管教室狭小而拥挤，却并未影响孩子们健康发育，一天天茁壮成长。

预料到的事情，终于来了。没想到，来得这么迅疾。

忽一日，一个男同学来到办公室，向我“反映问题”。大意是：班里有人“搞对象”，希望我“打击一下”。说着话，他就拿出一个挺大的石榴，递给我。说是：一个男同学，趁上晚自习，将这个大石榴，偷偷塞到一个女同学的书包里，让他查缴了。

我说：你还挺有本事。你爸爸是警察?

这个男同学“咧嘴”笑了笑。

他说的这个女同学，个儿挺高的，长得也顺眼，算不算“班花”，我不知道。据我了解：确有好几个男生，常往她身边凑。其中，就包括这个来“报案”的“克格勃”。

我对这个“地下工作者”说：你先回去吧。除了做“侦探”，你也抽空儿，把“数理化”抓抓。咱上的是“补习班”，不是“军统训练营”，更不是“鹊桥会”。可别把“300块钱补习费”，白白打了水漂，小心你的“警察父亲”抽你。

这个男同学，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走了。

对于“送石榴”的那个男同学，我检查班上“晚自习”的时候，把他叫出教室。

我对他说：你塞在“某某”同学书包里的石榴，有人给我吃了。石榴不大，籽还挺多。酸是怪酸的，甜是怪甜的，就是不够吃。如果你爸爸石榴收得太多，一家人吃不了，多拿几筐来。咱班上有60个学生哩，不能只给“某某”同学一个人吃。我知道你爸爸是个大局长，送水果的都排了长队，吃不了别烂在家里。

事隔十几年，我见过一次“石榴男”，他已经参加工作，干得还不错。

他说：老师，您可太厉害了。真会“损人”，够狠的。

我说：我不“损”你几句，不“狠点”，你能考上大学?能当上“公务员”?好好干吧，小伙子。过几年，也当局长，超过你老子。再收到石榴的时候，给老师搬几筐。老师最爱吃石榴了。多了还能炸汁，当饮料喝。真他妈酸，真他妈甜。

没预料到的事情，也终于来了。没想到，来得也这么迅疾。

忽一日，两个男同学来到办公室，向我“反映问题”。大意是：他俩从“某某”男同学的书包里，搜查出两个“好东西”。

我问：什么“好东西”?

他俩就匆忙掏出两个“避孕套”。并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咱们应该调查，或者向学校报告。看到这两个“好东西”，我一愣，又是一愣。

我心里说：我知道你们长毛了。可别自以为长了翅膀，有“神功”，会“七十二变”。真想“一个跟头”，翻到“玉皇大帝”那儿，大闹天宫?小子，你们还没有那么大能耐。

我既不想“调查”，因为我也“调查不了”，很可能还“自找难堪”;我更不想向学校报告，因为这事说小很小，说大又很大。弄不好，可能会“轰动全班”，会“轰动全年级”，会“轰动全学校”。到时候，若是搞出“一两条小命”来，很可能会“轰动全县”，会“轰动全市”，会“轰动全国”。

与其背个炸药包“引爆世界”，当“爆破英雄”;我更愿意夹紧尾巴“躬耕校园”，做个“普通园丁”。

我把这两张“娃娃脸”，上下左右，来来回回，默读了三遍，足有一分多钟。两个“孙猴子”，顿时有些慌张，手脚无措，反倒不知如何是好。

我笑了笑，和颜悦色，对他俩说：辛苦你们俩，再加把劲儿，抓紧收缴它十个、二十个。马上年底了，咱班里搞新年晚会，你们吹成气球，又好看，还可以节省一些班费。“两个球”不够吹。

这二位，一下子傻了，再也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半天没回过神来。

我心想：知道你们操蛋，没想到你们这么操蛋。

我也只有：以牙还牙，以“操蛋”还“操蛋”了。

“孙猴子”再有本事，他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

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是一根线，也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我从“一团乱麻”中，捋出“一根线”，这个始料不及的“小疙瘩”，就让我云淡风轻的几句玩笑话，无可奈何地给“解开”了。

不是“黄色幽默”，有点像“黑色幽默”。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秘

让所有的难题都成了乐趣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才知道那支粉笔

画出的是彩虹

洒下的是泪滴

也许是我太“恨活”了，像诸葛亮一样夙夜忧叹，鞠躬尽瘁，所以在教初三下学期时，我累倒了。翻译成书面语，叫：积劳成疾。“恨活”，是我老家的一句“土话”。意为：本来只有200斤的力气，非要扛800斤。“超负荷”，自己跟自己“较劲”。大致这么个意思。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愿望美好，但忘了实事求是，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

尽力而为，同时量力而行。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树立科学的人生观。搞经济不能“掠夺性经营”，干工作也不能“天天玩命”。

文武之道，是一张一弛;人生之道，是一动一静。

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

我那时年轻，脑子发热，还以为是1958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两脚像踩了“风火轮”。大跃进，争上游。一万年太久，企图一个冲锋解放台湾，半学期跑入共产主义。

实践证明：我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所以我像王明那样，理所当然受到了惩罚。

先是晚上睡不着觉：夜欲静，而人不寐。我曾写一首诗，真实记录了，我那时的生活。

这首时叫：《灯下 思绪穿过零点》

每晚

我诗意的灵感

都翻跃夜与昼

铿锵平平仄仄的零点

在昨天与今天的开阔地

构筑诗篇

钟声敲醒启明星

明亮了

我青春的诗眼

······

······

意思是：过了“零点”，我脑子更清醒，精神头更足。我还写诗抒情哩。

总那样“半夜鸡叫”，通宵达旦，一天两天行，时间长了，白天我就“打蔫了”。走路，我像刚喝过半斤“八达岭特曲”，踩着两片薄云，脚底下直“打漂”。

我知道：毛主席是夜里办公，白天睡觉。可我不能叫学生，披星戴月来上“夜校”。小孩子有自己的“生物钟”，半夜三更，他们睡得正香，还作梦哩。

领袖令我崇拜，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作息时间，我却不敢照搬。工作性质不一样。

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看到我迷迷瞪瞪，无精打采的样子，挺“心疼”的，有时就拍拍我的肩膀：小伙子，悠着点。当老师，不是打仗，不用拼死拼活的。时间长着哩，注意劳逸结合，喝点西洋参、枸杞，该补就补补。光跑步也不行，身子骨垮了，就跑不动3000米了。抽空，也可以去医院看看。

领导和老师们的关心，让我非常感动。但我并未吃“补品”，更没去医院。其实，县医院就在我们学校门口。

我觉得：我没那么娇气。尽管生在“三年困难时期”，上一顿“白薯疙瘩”，下一顿“一窝猴土豆”，吃餐“小米干饭汤”就算改善生活了，但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帝修反”我们都不怕，还怕“睡不着觉”?我扛得住。

可是，除了“睡不着觉”，我还老“嗓子疼”。这天，我正给八班上作文课，讲得“正来劲儿”，突然干咳几声，吞咽了半天吐沫，还是说不出话来。我竟“失声”了。我特想喝口水，可我是中学老师，不能像大学教授似的随手带个大茶杯。中学老师上课不准带水杯。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回，直接影响了我的教学工作，我赶紧冲金银花，泡胖大海，整天抱个大玻璃瓶，当“可口可乐”喝。

只能说：有所缓解，但帮不了大忙，还是在上课时，常常“说不出话”来。无奈，只好去县医院，看“耳鼻喉科”。

大夫说：你是慢性咽炎。中药西药，开了一大堆，让我先吃了，再说。吃了一、两个月，效果并不明显。仍是正上着课，只张大嘴，却“发不出声”，急得我两手乱比划。我没学过“手语”，学生也不是“聋哑学校的学生”。

相看两不懂，无声老电影。

这样的事情，在我任教的三个班里，都不只一次地发生。学生们着急，我更着急。

我教的可是初三毕业班呀，三个班150多个学生，把孩子们耽误了，家长不干，学校不干，我也不干呀。我分别向初中语文组，向教导处，向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紧急报告，他们也不敢等闲视之，赶紧找了同在教初三语文的三个老师，每个老师帮我代一个班的课。我只协助三个代课老师，做点“动手不动口”的事情。“补习班”的班主任，我还暂且干着。

凑凑合合一、两个月，我的嗓子仍不见好，学校终于沉不住起了，作出两个英明决定：

一是我不再担任六、七、八“三个班“的语文教师，明确由三个代课老师担任。

二是免去我的八班班主任职务，由初三年级组长兼任。

我当面表示：坚决拥护学校的“任免决定”，这不仅体现了对我的无限关爱，更是对毕业班150名学生的高度负责。

尽管我极力扯大喉咙，声音还是异常沙哑，像得了“伤风感冒”，嗓子沙哑的通俗歌手，声嘶力竭。后来，我听杨坤，听臧天朔，他们唱歌，就有点像我当年给学生上课的样子。没想到：两位歌唱家火了，而我却灰溜溜，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告别“三尺讲台”。

领导先让我去了学校图书馆，给张铁林老师当“助理馆员”，按时定点，接待全校广大师生，借阅图书。

张铁林老师个儿不高，大头，猛一看以为是东洋的“外籍教官”。有时，我早晨迟到了，就两脚一磕，赶紧给张老师打个立正：报告太君，兄弟有事来晚了，请多关照。

张铁林老师用中国话说：你的，土八路地干活，狡猾狡猾的。

忽有人说：喜欢台湾的邓丽君，爱听《何日君再来》。

张铁林老师就骂：邓丽君是“汉奸”，李香兰也是“汉奸”，给日本人唱“招魂曲”。典型的“靡靡之音”，“反动歌曲”。连蒋介石都不爱听，明令“禁止演唱”。什么“王道乐土”，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全是骗人的“鬼话”。杀人放火，追“花姑娘”，像黄鼠狼那样，抓老百姓的鸡吃，这才是“小日本”。何日君再来?我操你八辈祖宗。“三光”真歹毒呀，杀人不眨眼，光咱延庆，就活埋了多少人?一个一个“万人坑”。松井、渡边、黑田······“小鬼子们”，你们还敢再来?让“土八路”，让“老十团”，让白乙化，拿“歪把子”机关枪，“突突”你们杂种操的。

原来，张铁林老师不是“东洋外教”，他是地道的“革命老区”延庆人，从小就特别爱国，解放后也一直坚持“抗日”。何日君再来?从“甲午战争”那天起，张铁林老师，就最不待见“小日本”了。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东条英机······八嘎呀路，统统死啦死啦地。

张铁林老师还告诉我：他小时候，《义勇军进行曲》还没成为“国歌”，他就会唱。歌词不太一样，曲调差不多。不仅他会唱，丰宁、滦平、延庆、密云、怀柔“革命根据地”，很多八路军、游击队，很多老区人民，都会唱。诗人田汉，作曲家聂耳，不过是根据华北人民传唱的那首歌，加工整理了一番，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建国后又成了《国歌》。

后经我多方考证：张铁林老师此言不虚，基本属实。原来，那首歌叫《义勇军誓词歌》，先是由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最早传唱的。骑兵旅旅长，就是延庆人非常熟悉和口口传颂的“传奇英雄”白乙化。

张铁林老师还是有名的书法家，在学校里办了个“书法班”，经常给孩子们讲“欧颜柳赵”，也指导小书法家们“临楷帖”。张老师自己则写“行草”，爱写岳飞的《满江红》，也写陆游、辛弃疾和陈亮等南宋词人，抗金报国的诗词。激越的宋词，配上张老师的书法，慷慨豪放，狼烟四起，英雄气概满纸奔腾。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本想拜张铁林为师，我也“临临帖”，跟他学学书法。怎奈好景不长，只当了半年散淡的“图书管理员”，我又被领导调到“北校区”，管理住宿生去了。我本人，也由原属教导处管理的一名语文老师，变成由政教处管理的一名中学里的“政工干部”。

我的“官邸”，在北校区大门口的一间传达室。“同朝”共理“校政”的，两个“男官”是：孙玉旺，还有我;两个“女官”是：李荷仙，还有王春英。

我们“四员朝廷命官”，24小时，三班倒，确保上千名住校生，必须做到“两个务必”：一、该起床吃饭时，务必起床吃饭;二、该熄灯睡觉时，务必熄灯睡觉。同时，做到“三个严打”：一、严打寻衅斗殴;二、严打夜不归宿;三、严打男女同学躲进树影深处，拥抱亲嘴。

大力弘扬“五讲四美三热爱”，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和校规”。

我们四人常常感叹：人员少，任务重，责任大，不好管。

我说得这么热闹，无非是想告诉您：我们的岗位何其重要，我们的工作是多么伟大。其实，全校好几千名师生都明白：孙玉旺、李荷仙、王春英和我，不过就是“看大门的”。

由此，您就可以知道：我的虚荣心有多厉害，我的脸皮儿有多薄。由此，您也足可以感到：我的团队意识有多强。

为了我们四个人，我只能这么“直言不讳”了。重在领会精神。不争论，是邓小平同志的一大发明。

看门值夜班的日子，虽不如登台讲课，那么堂皇体面，我倒可“以传达室为创作基地”，写写诗歌、散文和小说，拿到报刊杂志上撞运气。诗歌、文章发表得频繁一些了，便有单位发现了我，欲招我去给他们“写材料”。

一马当先的，是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管人事的副书记张义，把我叫到八达岭谈话。张副书记问了一些我的情况，特别是当他看到我发表的诗歌和文章后，便肯定地说：我们要了。

我说：不知道延庆中学，还有县教育局，同不同意让我“出口”。

因为教育系统那时待遇偏低，不少新老大学生，都不愿意当老师，总想方设法要“出口”。所以，各个学校，特别是教育局，“卡”得非常紧。

张义副书记说：县教育局要在八达岭建个商店，特区办事处给他们一块地方。用一块地方，换一个老师，应该可以。

结果，特区办事处给了县教育局一块地方，县教育局也给了特区办事处一个老师。但这个老师，却不是我，改换成了“马老师”。狸猫换太子，演了一出“调包记”。

这时候，我才隐隐感到：事情远比我想象的复杂。原来，延庆中学和县教育局对我有了看法。

领导们认为：我宁可当“图书管理员”，宁可“看大门”，也不愿意好好上课。“晚上睡不着觉”也好，“嗓子说不出话”也好，纯属“装病”，闹情绪。不过是找差儿要“出口”。你才毕业几天，嫩着哩，心怀鬼胎，非把你的“鬼胎”打掉。

而我“比我的学生还单纯”，一肚子“光明磊落”。只有“鬼”，才能怀上“鬼胎”。我是“中国好人”。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继之而来的，是延庆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书文，他也找过我。郭书文部长，浓眉大眼，个儿挺高，留齐刷刷的“板儿寸”。是女性朋友，比较喜欢的“硬派小生”那种，酷似日本演员高昌建。说话嗓门大，底气足，“乌隆乌隆”的。一口京腔。果然，就是从京城，下放到延庆的。郭部长早对我作了“外调”，我的各方面情况，他都全面掌握。县委机关嘛，选个人，还不扒扒你的祖宗三代。

我很诚实，还把我去八达岭特区办事处，接受张义副书记“谈话”那段经历，也跟郭书文部长主动“汇报”了。

郭书文部长“哈哈”一阵朗笑：咱这是县委，不是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小伙子，回去等信吧。

好像是1986年“七一”前，郭书文部长陪同县委书记杜德印，到延庆中学讲党课。

虽然那时我还不是党员，甚至还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但我仍老早就去礼堂似的大阶梯教室，占了个上好的座位。别小看一名群众，我却总注意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再说，郭书文部长来我们学校了，我不能不露面。毕竟是见过一面的熟人。

礼仪之邦，我懂。

同时，我还想见见杜德印书记，能上前握握手，当然更好。在延庆县，那时我见过最大的官，就是郭书文部长了。如果见到了杜德印书记，那就超过郭书文部长了。我也算是没白白在延庆中学当老师。

我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杜德印书记不仅年轻，而且年轻有为。曾给北京市市长焦若愚作秘书，1985年到延庆担任县委书记时，他才只有34岁。是全北京当时18个区县中，最年轻的县委书记。“轰动”了延庆，间接也“轰动”了北京。

虽然，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二十几岁，就当大官了。但朴实的延庆人，仍觉得：杜德印刚刚34岁，就当了首都北京的县委书记，也属非凡之才，挺出类拔萃的。

为此，在延庆中学北校传达室里，我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我给当时并不认识的杜德印书记，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抒情诗：《县委 来了一位34岁的县委书记》。

暗合了作家王蒙《组织部 来了个年轻人》。说老实话，我没有模仿王蒙老师，因为他写的是小说。

现在，我只记得这首诗，开头几句：

啊 34岁

比共和国还年轻两岁

34岁——

上班应该骑“嘉陵牌”摩托

下班应该在门前种一架黄瓜

一口气应该能登上海陀梁

一猛子应该能扎过官厅水

······

······

虽只这几句，却可以看出：我这首诗，站位比较高，格调昂扬，立意也是好的。

表达了一个土生土长延庆人的美好祝愿和真诚希望。

现在想起来，觉得：我那时，太自作多情了。我不禁笑出声来。如果放今天，延庆再来个24岁的县委书记，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激情了。

后来，我有幸到延庆县委宣传部工作，看到县人大一位姓朱的副主任，也给杜德印书记写了一首古体诗。这诗用书法抄录装裱，张挂在杜书记的办公室里。我也就把自己写的：《县委 来了一位34岁的县委书记》，送给了杜德印书记。

杜德印书记老家是通县，现在叫通州区，和著名作家刘绍棠是同乡。他在给北京市市长焦若愚当秘书前，曾拜著名作家浩然为师，学过写小说。所以，杜德印书记，也是个名副其实的“文学爱好者”。

杜德印书记看了我写的诗，笑着对我说：谢谢你的一片真情，谢谢你的鼓励。给我留作纪念吧。

杜德印书记哪里知道，此前我早已寄到《北京日报》副刊，不久竟发表出来了。

我想：杜书记肯定看到了。

我以为：杜书记肯定要批评我。因为他说过：“给我留作纪念吧”的话。显然，他不主张:公开发表。

再见到杜德印书记时，我等着他，批评我“不讲政治”，或者给我“甩脸子”，平静地说：“我开了你。”可是，没想到，杜书记竟若无其事。我也就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直到现在，杜书记和我，谁也没再旧话重提。

只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凤翔，在此后编撰《延庆的京郊之最》这本书时，曾写过这样一个“京郊之最”：最年轻的县委书记，杜德印，1985年，34岁，担任延庆县委书记。在送杜德印书记审阅时，被他用笔无情地划掉了。

杜德印书记是个“低调”的人。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杜书记比谁都明白。官场上，起起落落，他啥没见过?道行深呀。

再说那天的党课，杜书记讲了什么主题，讲了哪些内容，我大都想不起来了。

只记得，快结束时，杜德印书记讲了这么几句话。

他说：咱延庆偏僻，“远冷风沙穷”，各个部门、单位，都缺乏人才。相对来说，你们教育系统，大学生还多一些。如果哪个部委办局，看中了学校里的哪位老师，该“放”就“放”，别老“卡”着。到哪儿，还不都是给咱延庆干?还不都是为人民服务?

杜德印书记望一眼孔祥松和周书塔，开玩笑说：当一辈子老师，干到最后，不就是老孔、老周吗?

这时，孔祥松已担任县委教卫部部长，周书塔已接任县教育局局长，现正陪杜德印书记，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孔部长、周局长，听了杜书记的玩笑话，不好意思地笑了。台下的老师们，也跟着哄堂大笑。

当然，我也跟着笑。并暗自窃喜：杜书记是不是在替我说话呢?我甚至依稀看到：一个年轻而沧桑的语文教师，正走出延庆中学北校传达室，匆匆赶往县委宣传部，就职上班。

可事实是：在延庆中学，曾和我同宿舍的李满，去县委宣传部上班了，从事理论研究，是宣传部理论科首任科长。后来，李满当了康庄镇总经理，当了八达岭特区主任，当了延庆县副县长。他是我们大学同学中，腾达比较早，且异常迅猛，甚是风光显赫的一位。

我接连两次“受挫”，心里憋闷，便借在传达室值夜班之机，踢踏一路月光，去敲梁玺龄老师的家门。向梁老师一诉衷肠，再问“路在何方”?

这几年，梁玺龄老师官运亨通，连升三级：先任教导处副主任，再任教导处主任，现在已是副校长了。

梁副校长诚恳地说：当老师的，谁没个“咽炎”?职业病。我上课多了，嗓子也疼。你养养嗓子，还回来上课吧，“看大门”，终不是长久之计。

我说：我一上课，老说不出话，我怕误人子弟，也怕给学校抹黑。我真不是装的，我也不会装。我没学过“表演”，不是“中戏”毕业的。我跟您是“校友”，咱们都是“北京师院中文系”的。

梁副校长又说：县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叫汪斌。要想“出口”，得汪斌主任“开证明”。汪主任认为，你嗓子坏了，你嗓子就真坏了。不过，汪主任是老大学生，大专家，还是县政协副主席。据我所知，很多老师想“出口”，找汪主任“开证明”，都灰溜溜，被“一包金银花，一包胖大海”，给打发回来了。老头六亲不认，倔得很。

我说：我天天喝金银花，天天喝胖大海，不管用。我明天就找汪斌主任去。

丑媳妇不怕见公婆，真咽炎不怕见汪主任。汪斌主任再厉害，他还能把我的嗓子抠出来吃了?吃了不正好吗?嗓子都没有了，我还能当老师，再去上课?

跑了两三次，经过一番周折，才见到大名鼎鼎的汪斌主任。汪主任并不像盛传的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他是一个很和气的老先生。

汪斌主任让我张大嘴，使劲儿“啊”。他看看我的嗓子，并问了问一些情况，便说：你这叫慢性肥厚性咽喉炎，只能开点药舒解。想根治?目前还做不到。

我问：有什么该注意的吗?

汪主任说：戒烟，限酒，少说话。

我赶紧说：戒烟，限酒，我能做到。可“少说话”······我是当老师的，要做到“少说话”，只有“不当老师”了。

并试探着问：您能不能给我开个“出口证明”?

汪斌主任笑了：我是个大夫，只知道看病，不管“调动工作”。再说，你是老师，归教育局管;我是大夫，归卫生局管。咱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回到学校传达室后，我奋笔疾书，立马写了一份“出口申请”：经县医院耳鼻喉科汪斌主任诊断，本人患有“慢性肥厚性咽喉炎”，必须“戒烟，限酒，少说话。”因此，本人已不适合教师工作。为了不给学校“抹黑”，更为了不“误人子弟”，特申请“出口”。

墨迹未干，我就把“出口申请”，匆匆交给了梁玺龄副校长。

梁副校长看着我，笑说：这个恐怕不行。

我说：管他行不行，您就往上递吧。

又痛苦煎熬了一年余，我终于调到县委宣传部时，郭书文已转任县长助理，后担任延庆县副县长。

新任宣传部部长，叫张志宽，刚刚32岁，之前是团县委书记。

张志宽部长指着我的鼻子，严肃而亲切地说：你一个“看大门的”，能调到县委宣传部。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儿?你可要好好干呀，别不知好歹。

我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您就是伯乐。

张志宽部长说：为了你一个“看大门的”，我可比三顾茅庐，比月下追韩信，还费劲儿。

我说：从今以后，我这一百多斤，都是宣传部的。只要不让我登台唱歌，不让我扯脖子作报告，只要不是耍嘴皮子，不是用嗓子的活，我身上所有的零部件，都是优质上乘，一等一地好使，绝对“百分之百”给力。请组织考验我吧。

张志宽部长说：别花马吊嘴。磨盘上滚碌碡，要实(石)打实(石)地真干。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郁钧剑曾唱过的一首歌：你坐你的车，我爬我的坡。你喝你的酒哟，我嚼我的馍。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一颗博大的心啊，愿天下都快乐。

我四年短暂而难忘的教师生涯，就这样非常浪漫而现实地结束了。

好在延庆县的教师队伍，人多势众。在我“出口”以后，光我们家就还有五位教师，他们依然辛勤耕耘在我老家延庆中、小学广袤而美丽的校园里。

我父亲，在沈家营中心小学任教。

我大哥，在黄柏寺中学任教。

我三弟，在张山营中学任教。

我二姨，在延庆师范学校任教。

我二姨夫，在延庆新城中学任教。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而伟大的职业。

我常对亲朋好友们说，人这一生有“三幸”。

第一幸是：工作时，遇上一个好领导。一个好领导，决定你事业的成功。

第二幸是：结婚时，遇上一个好伴侣。一个好伴侣，决定你一辈子的幸福。

第三幸是：上学时，特别是上小学、上中学时，遇上一个好老师。一个好老师，特别是一个好的小学老师，一个好的中学老师，既决定你事业的成功，也决定你一辈子的幸福。

因此，这第三幸，最重要。

第三幸，是第一幸，是第二幸，加在一起的总和。

这是我人生几十年，最深切的体会和感受。

由此可见：我对人民教师的一往情深，我对人民教师的无限崇敬和热爱。

青春曾伴桃李芬芳，涉过一水，再翻一梁，约会心中的远方。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我的爱和梦想，总在歌声里，岁岁年年，炽热而悠扬。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有力

你总喜欢把我们高高举起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才知道那个讲台

举起的是别人

奉献的是自己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我就成了你

我就成了你

寒来暑往四年

往事并不如烟

文中所记点滴

心上无端狂澜

历时

2022年6月至7月

赤膊挥汗

战三伏

斗酷暑

抗新冠

做核检

第三稿

成于

北京隆庆上阳台

远光中走来

你一身晴朗

晚风中闪过

几帧从前啊

飞驰中旋转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活在我飞扬的青春

光阴的长廊

脚步声叫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