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绍兴诸暨大唐街道一起故意伤害案，正以极具典型性的方式撕开基层司法的隐秘病灶——轻伤二级已达刑事立案标准，却在“调解”名义下久拖不决，主犯逍遥法外，办案民警还被指控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篡改笔录。这起看似个案的纠纷，实则是司法堤坝下悄然蛀蚀的“蝼蚁”，其核心症结在于程序正义被选择性搁置，以调解替代刑事追责的惰性逻辑，正在消解法治的刚性权威。

    案件事实清晰到令人揪心：2025年12月15日，投诉人李广因业务纠纷遭十余人围殴，经鉴定构成轻伤二级，这一结论直接触发《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的刑事立案门槛。按照法定程序，公安机关本应立即立案侦查，对全部涉案人员采取强制措施，而非久拖不结。然而，现实却与法律红线背道而驰：涉案12人中仅3人被拘留，主犯张强多次传唤后均获保释，自案发至2026年4月，大唐派出所未向李广出具《受理通知书》《立案通知书》等任何法定文书。更令人愤慨的是，办案民警被指控对李广采取没收通讯工具、抽皮带独关候问室等非法强制措施，同时涉嫌篡改关键笔录，将受害者异化为“违法者”。

    最核心的争议，莫过于“以调代刑”对司法程序的粗暴僭越。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仅适用于民间纠纷引发的轻罪，且需满足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被害人自愿和解等核心条件 。而本案中，十余人有组织围殴，明显超出民间纠纷范畴，不符合和解适用前提 。但办案机关却反复组织调解，试图用民事赔偿覆盖刑事追责，将法定和解程序异化为规避职责、化解“麻烦”的捷径。这种逻辑的本质，是基层执法者“息事宁人”的惰性思维——促成“私了”看似高效省事，却彻底背离了立法初衷，模糊了罪与非罪的界限，让法律的刚性威慑沦为空谈。

    法治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底线。轻伤二级案件的办理，本应是检验基层执法是否依法履职的“试金石”，却在诸暨大唐演变成程序空转、执法失范的典型。当合法权益受损的受害者拿不到法定文书，当主犯在轻伤鉴定出具后仍逍遥法外，当办案人员触碰程序违法的底线，法律的公平正义便无从谈起。这种“蝼蚁之患”，不仅损害个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会逐步侵蚀公众对基层司法的信任感，最终导致法治堤坝溃于蚁穴。

    当前，公众期待诸暨市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开展全面调查：一方面，应彻查案件事实，依法对全部涉案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杜绝“以调代刑”的荒唐操作；另一方面，需严肃核查民警执法违规问题，对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篡改笔录等行为依法追责，给当事人和社会一个经得起法律检验的交代。同时，更应以此案为契机，在基层执法领域开展程序正义专项整治，破除“重调解、轻追责”的惯性思维，让每一起案件都严格依法办理，让法治的刚性权威在不折不扣的程序捍卫中得以彰显。

    基层司法是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容不得半点松懈与失守。警惕司法堤坝下的蝼蚁，既是守护个案正义的必然要求，更是维护法治根基的长远之策。唯有坚守程序正义底线，让法律不折不扣落地执行，才能让公众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筑牢法治中国的基层根基。  （李新德）

来源：舆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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